第二十七章 苏轼沉浮人生：才华盖世，命运多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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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到黄州，苏轼无官舍可居，暂寓定惠院；后得城东荒地五十亩，亲自垦荒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他在《东坡八首》中写道：“良农惜地力，幸此十年荒。桑柘未及成，一麦庶可望。”这种“农夫”身份的转变，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”的艰辛，也催生了对生命的敬畏。

（2）赤壁悟道：“天地与我并生”

1082年，苏轼两次游赤壁（实为黄州赤鼻矶，并非三国古战场），写下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与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在《前赤壁赋》中，他与客问答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”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融入山水，最终得出“物与我皆无尽也”的结论——这正是庄子“齐物”思想与禅宗“空观”的融合。

（3）词风革新：“以诗为词”的突破

黄州时期的词作，彻底摆脱了传统词的“艳科”束缚。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中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将自然风雨与人生困境打通；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中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”，则是对儒家“修身齐家”与道家“逍遥游”的双重反思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评价：“东坡之词旷，稼轩之词豪。”这种“旷”，正是黄州岁月沉淀出的精神高度。

3.3 后贬谪时期：从惠州到儋州的“文化教化”

哲宗亲政后（1093年起），新党复起，苏轼被一贬再贬：1094年贬英州（今广东英德），途中再贬惠州（今广东惠州）；1097年再贬儋州（今海南）。此时的他已近花甲，却依然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。

（1）惠州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

惠州“瘴疠之地”，苏轼却写下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（《惠州一绝》）。他推广先进农具“秧马”（插秧工具），建议官府“严打盗牛”，甚至出资建桥修路。他在《荔枝叹》中痛斥“至今欲食林甫肉，无人举觞酹伯游”（批判当权者不顾民生），其批判精神从未衰减。

（2）儋州：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

儋州是当时最偏远的“天涯海角”，“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”（《答李端叔书》）。苏轼却在此办学堂，自编教材，培养出海南历史上首位进士姜唐佐；他研究《周易》《尚书》，写成《东坡易传》《东坡书传》；甚至“着书以为乐，训传其家学”（《宋史·苏轼传》）。离琼时，他写下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将贬谪视为“奇绝”的人生体验。

四、千年回响：苏轼的多维文化人格

苏轼的生命虽止于1101年（建中靖国元年），但他的影响却跨越千年。从文学到艺术，从思想到生活，他成为中国文化中“立体的偶像”——既是中国士大夫“达则兼济，穷则独善”的典范，也是普通人“诗意栖居”的精神导师。

4.1 文学成就：宋代的“文化坐标”

苏轼的文学创作，以“集大成”着称。

- 诗词：他将诗的题材与境界引入词坛，打破了“词为艳科”的传统。豪放词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气象恢弘；婉约词如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，深情绵邈；哲理词如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，超然物外。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评：“东坡词，人谓多不谐音律，然居士词横放杰出，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。”

- 散文：苏轼主张“文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”（《答谢民师推官书》）。《赤壁赋》将叙事、写景、议论熔于一炉，《石钟山记》以实证精神破除“郦元之简，李渤之陋”，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散文典范。

- 书法绘画：苏轼是“宋四家”（苏、黄、米、蔡）之首，其《寒食帖》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（前两为《兰亭序》《祭侄文稿》），笔势“端庄杂流丽，刚健含婀娜”；他提出“士人画”概念，主张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（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》），推动文人画走向独立。

4.2 精神遗产：逆境中的生命智慧

苏轼的伟大，更在于他面对苦难时的精神姿态。

- 儒者的担当：他始终以“民胞物与”（张载《西铭》）为念，无论身处何地，都以民生为第一要务。在杭州修苏堤、在密州灭蝗灾、在惠州推广农具，这些实践不是“作秀”，而是“仁政”思想的践行。

- 道家的超脱：面对贬谪，他以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化解痛苦。黄州时“侣鱼虾而友麋鹿”，儋州时“着书以为乐”，都是对“齐物”思想的深刻体悟。

- 佛家的空明：他虽不信佛教轮回，却深谙“无常”之理。在《赤壁赋》中，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的慨叹，与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豁达，正是禅宗“不住相”的体现。

4.3 文化符号：中国人的精神偶像

苏轼的影响力，早已超越文学艺术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

- 大众共鸣：他的诗词语言通俗而意境深远，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等句，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格言；他的故事（如“东坡肉”“雪泥鸿爪”）被广泛传播，塑造了中国人的“文化记忆”。

- 世界影响：20世纪以来，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将其推向世界，美国学者艾朗诺（Ronald Egan）称其为“中国的达芬奇”；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《奇鸟行状录》中引用苏轼词句，表达对“豁达”的向往。

五、生命的艺术，艺术的永恒

苏轼的一生，是“才华”与“命运”激烈碰撞的史诗。他以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（《水调歌头·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》）的姿态，在贬谪的荒原上播种文化的种子；他以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智慧，在苦难中完成了精神的升华。

千年之后，当我们重读“大江东去”，依然能触摸到一个鲜活的灵魂——他不完美，却真实；他受挫，却不屈；他热爱生活，更超越了生活。这，或许就是苏轼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：真正的伟大，不在于命运的顺遂，而在于在逆境中依然能活出生命的丰盈与诗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