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贾似道误国：权相乱政，南宋危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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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的陷落，完全是贾似道“不作为”的结果。从1267年至1273年，蒙古围困襄阳长达六年之久。在这六年里，南宋朝廷有机会组织救援，但由于贾似道的阻挠，始终没有派出有效的援军。1273年，襄阳守将吕文焕因孤立无援，最终降元。襄阳的失守，使得南宋的长江防线门户洞开，元军得以长驱直入。

2.决策失误：救援迟缓与战略短视

贾似道在军事决策上充满了短视和侥幸心理。他既不敢直面蒙古的强大攻势，又寄希望于“议和”。1275年，元军顺长江东下，贾似道率领宋军十三万、战舰两千余艘迎敌。然而，在关键时刻，他却因“怯懦”不敢接战，最终在“鲁港之战”中全线溃败。“似道乘单舸奔扬州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二），这一事件成为了南宋军事史上的耻辱。

这场溃败彻底摧毁了南宋的军事力量。元军乘胜追击，1276年攻破临安，谢太后携宋恭帝投降。1279年，崖山海战中，陆秀夫负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，南宋灭亡。贾似道的决策失误，是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不仅葬送了南宋的最后一道屏障，还使南宋失去了最后的抵抗机会。

四、 众叛亲离：权相的倒台与南宋的终结

1.失势与清算：从“师相”到阶下囚

贾似道的倒台，是南宋残余势力为挽救危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。当他逃至福州后，被陈宜中、张世杰等南宋残余势力罢黜，贬为“高州团练使”，押往循州（今广东龙川）安置。然而，贾似道的罪恶行径，激起了沿途百姓和押解人员的强烈愤慨。途中，押解官郑虎臣痛恨其误国，于漳州木绵庵将其处死。“似道临刑，以额触石，仰面曰：‘太皇太后（谢太后）许我不死！’虎臣曰：‘吾为天下杀似道，岂复顾太皇太后邪！’”（《宋史·贾似道传》），这一结局，是贾似道应得的下场。

2.南宋灭亡：权相乱政的最终代价

贾似道死后，南宋残余势力虽然继续抵抗了三年（1276 - 1279），但最终还是在崖山海战中全军覆没。南宋的灭亡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蒙古的崛起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压迫，是外部因素；南宋自身的腐朽和衰落，是内部因素。而贾似道的专权乱政，无疑是加速南宋灭亡的“催化剂”。

贾似道在掌权的十几年里，耗尽了南宋的经济和军事资源，摧毁了抗元名将的信任，使南宋失去了所有的转机。他的行为，不仅导致了南宋的灭亡，也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。南宋的灭亡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悲痛的记忆。

五、 历史评判：权相误国的多重逻辑

1.个人层面：野心、贪婪与无能的结合

贾似道的误国，本质上是其个人品格的悲剧。他凭借裙带关系上位，却无治国之才、无报国之志。在他执政期间，沉迷于享乐，贪墨腐败。他的“公田法”和“打算法”，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和军队，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私欲。

他的野心使他不断追求权力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不惜使用各种阴谋诡计。他的贪婪使他不顾国家和百姓的利益，大肆搜刮财富。而他的无能，则表现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和政治决策上的短视。正如元人脱脱在《宋史》中所言：“似道既专恣日甚，畏人议己，务以权术驾驭，不爱官爵，牢笼一时名士，又加太学餐钱，宽科场恩例，以小利啖之。由是言路断绝，威福肆行。”（《宋史·贾似道传》），这一评价，准确地概括了贾似道的丑恶嘴脸。

2.制度层面：南宋皇权与相权的失衡

南宋自宋高宗起，皇权依赖“权相”巩固统治（如秦桧、史弥远、贾似道），形成了“主弱臣强”的畸形结构。这种结构，使得相权过度膨胀，皇权受到了极大的削弱。贾似道的专权，既是皇权旁落的产物，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。

在这种制度下，权相可以随意干预朝政，培植亲信，打压异己。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死活。而皇帝则成为了权相的傀儡，无法真正掌握国家的权力。这种制度的缺陷，使得南宋朝廷内部矛盾重重，政治腐败现象丛生，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。

3.时代层面：蒙古崛起与南宋的“亡国之运”

蒙古的崛起，是南宋灭亡的外部因素。蒙古铁骑的强大战斗力，横扫了欧亚大陆，对南宋构成了巨大的威胁。南宋在与蒙古的战争中，始终处于劣势。即使没有贾似道的误国，南宋也难以抵御蒙古的进攻。

然而，贾似道的存在，使南宋在最后三十年中错失了所有可能的转机。他的专权乱政，使得南宋朝廷内部混乱不堪，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。他的错误决策，使南宋在面对蒙古的进攻时，一败涂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贾似道确实是南宋灭亡的“加速器”。

六、权相乱政与王朝衰亡的历史镜鉴

贾似道的结局，是个人野心与制度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他的一生，既是南宋统治集团腐朽的缩影，也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：当权者若沉迷私欲、背离民心，即便拥有再强大的国力，终将被历史淘汰。

南宋的灭亡，不仅是军事的失败，更是政治腐败、权相乱政的必然结局。贾似道的故事提醒我们：国家的兴衰，关键在“人”——在执政者的品格、在制度的约束、在民心的向背。

在当今社会，我们也应该从南宋灭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。要加强制度建设，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；要提高官员的素质和道德水平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；要关注民生，赢得民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。正如司马光所言：“夫道者，万代之表；治者，一时之务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，唯有以史为鉴，方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