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药性论·麻黄考》下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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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《中国药典》明确规定：“麻黄，生品辛温，发汗解表，宣肺平喘；蜜麻黄，甘温（近平），润肺止咳，多用于表证已解、气喘咳嗽。麻黄根，甘、涩，平，固表止汗，用于自汗、盗汗。”这正是对甄权理论的继承与规范。

在中药炮制车间，蜜炙麻黄的工艺已实现标准化：用恒温炒药机，控制温度120c，每100kg麻黄用炼蜜20kg，炒至表面深黄色、不粘手，全程电脑监控，确保“甘平”之性稳定。技术员说：“甄公靠味觉尝出的‘甘平’，我们用仪器能测出数据，老祖宗的智慧，经得起检验！”

第十章：一脉传千年，药理贯古今

从甄权在长安发现麻黄“甘平”之性、探得根能止汗，到今天的蜜炙麻黄治顽痹、麻黄根止虚汗，近一千四百年的时光里，《药性论》的麻黄之说，如一条清晰的脉络，贯穿了中医对“药之多维性”的认知。

“甘平”性味的发现，打破了“一药一性”的固化思维，证明药物的性味可随炮制而变，为“因病选药、因人制宜”提供了依据；“茎叶发汗、根止汗”的区分，开创了“药用部位细分”的先河，让后世医者明白“同一株草，部位不同，功效可反”，需“辨位用药”。

唐代的普及、宋代的入典、金元的明理、明清的规程、现代的验证，一代代医者对麻黄的应用，从未脱离甄权的框架，只是不断填充细节：从“蜜炙减苦”到“标准化炮制”，从“根能止汗”到“麻黄根碱的发现”，让这株草的每一面，都被科学与实践照亮。

有个现代中医师，给“顽痹兼胃弱”的患者开蜜麻黄，给“盗汗”的患者开麻黄根，患者问：“都是麻黄，怎么一个治麻、一个止汗？”医师笑着说：“这是一千四百年前的甄权老先生发现的秘密，茎像阳，能发散；根像阴，能收敛，一阳一阴，各管其事。”

第十一章：甄权留遗泽，药道启新程

甄权或许不会想到，他当年在长安药铺前的一句质疑、案头的数年实证，会成为中医“药物多维性”研究的起点。他的伟大，不在于发现了麻黄的新功效，而在于树立了“不盲从、重实证”的治学精神——对前人之说，不盲目信从；对药物之性，必亲验其味、试其效；对药用部位，必细辨其异。

这种精神，影响了后世无数医者：陶弘景辨药形，孙思邈验药效，李时珍考药源，都延续着“实证”之路。而麻黄，只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里程碑，它证明：中医对药物的认知，从来不是“玄之又玄”的感悟，而是“尝其味、观其变、验其效、明其理”的脚踏实地。

今天，当我们在药房看到蜜麻黄与麻黄根分置，在药典读到“生品辛温、炙品甘平”，在临床用它们治顽痹、止虚汗时，都在延续着甄权的探索。这株草，因他的发现而更“立体”，中医的药物学，因他的实证而更“精准”。

赞诗

甄权论麻黄，甘平启新章。

蜜炙消顽痹，根能止汗长。

唐传其炮制，宋入典章详。

千年实证路，一脉贯青黄。

尾章

陕西耀州的中药炮制博物馆里，陈列着唐代的蜜炙麻黄工具——青铜药铫、竹制炒药铲，旁边是现代的恒温炒药机。展柜里，《药性论》的复刻本翻开在麻黄页，旁边是现代药理报告，两者关于“蜜炙甘平”“根能止汗”的描述，跨越千年，遥相呼应。

一群学医的年轻人围着展柜，听讲解员说：“当年甄权发现麻黄根能止汗时，只是觉得‘扔了可惜’，正是这份不轻易放过的细致，让一味药的价值被重新发现。”

年轻人拿起蜜麻黄与麻黄根的标本，蜜麻黄表面泛着蜜光，嚼之先苦后甘；麻黄根黄褐多须，味涩带甘。忽然有人说：“原来中医的‘炮制’‘辨位’，不是故弄玄虚，是真能改变药效的智慧啊！”

阳光透过博物馆的窗，照在标本上，仿佛照亮了甄权在长安药圃里的身影——那个执着于“亲验”的老者，或许从未想过，他对麻黄的探索，会成为中医传承中“实证精神”的象征，告诉我们：最好的医学发现，往往藏在对“习以为常”的质疑里，藏在“一步一验”的坚持中。

麻黄的故事，还在继续。而甄权留下的，不仅是关于麻黄的结论，更是一种永远向“未知”发问、向“实证”低头的治学态度——这，才是《药性论》最珍贵的遗产。

（全文终）